慢性病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患有多种慢性病(共病)的人数(尤其是女性人数)不断增加。新研究证据提示,在共病的预防和管理中,应考虑人们所处社交关系的特点和影响。

  社交关系与许多涉及个体精神和生理层面的慢性疾病(如抑郁症、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有关,也与全因和特定原因死亡率有关。然而,尚缺乏研究直接阐明社交关系满意度与共病之间的关联。

  近期,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小林研究员及其合作团队在General Psychiatry发表研究成果,该研究显示,中年时拥有美满的伴侣、家人、朋友同事、社交活动关系,与将来发展为共病(从健康状态或仅一种疾病到多病症的转变)的风险降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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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解读

  问题1:为什么要关注共病?中国中老年人慢病共病的患病和管理现状如何?存在哪些挑战?

  徐小林研究员:共病指的是一个人同时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慢性病。全球范围内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病。2018年《中国老年疾病临床多中心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老年住院患者慢性病和共病现象尤为突出,人均患病4.68种,共病率高达91.36%。共病不仅使老年人的功能状态下降、生活质量下降,还会使失能、衰弱、死亡及多重用药风险明显增加,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然而,当前的慢病管理模式仍然以单一疾病管理为主,医疗体系中能够全面管理共病患者的全科医生缺乏,难以满足老年共病患者需求,加上多种慢性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方案可能发生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共病患者不良健康结局的出现风险。

  问题2: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关系对慢病及健康的影响?

  徐小林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已经广为人知,但是,相比吸烟、饮酒、肥胖等传统的危险因素,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为了加强社会对这一方面影响的认识,英国和日本分别在2018年和2021年设立了“孤独大臣”一职,以应对孤独和社交匮乏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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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关系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包括结构性(如,婚姻状况、社交网络的大小)、功能性(如,社会支持及孤独感)以及自我适应和满意情况。既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躯体和精神健康的影响方面,而我们这个研究主要关注自我感知的社会关系满意程度。

  问题3:在不同的社交关系中,哪种或哪些社交关系与慢病共病的发生最为紧密?

  徐小林研究员:由于慢病共病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共病患病不仅要接受合理的治疗措施,还要加强日常管理。同时,社交关系的满意情况也是长期的累积、并动态变化的过程(见下图)。

  ▲从中年(45岁~50岁)到老年(65岁~70岁),5种社会关系的综合满意程度,分数越高代表满意程度越高,可见满意程度一直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我们发现,从每一个单独的社会关系来看,伴侣、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社交活动这5种社会关系的满意程度,都与慢病共病的发生十分紧密。但是,当考虑到5种关系可能存在互相影响的情况时(把5种关系同时纳入模型),朋友的作用消失了(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几种关系的相对效应值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活动、家庭成员、同事、伴侣。

  另外,当把这5种关系合并在一起衡量一个人社会关系的总体满意度时,5种关系和慢病的累积呈现剂量-反应关系。因此,在预防共病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目标人群的社交关系情况,以给出全面有效的预防管理措施。

  问题4:该研究对不同人群水平的慢病共病管理和预防具有哪些重要意义?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徐小林研究员: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个体对不同社交关系的满意度与其共病的发生和累积密切相关,这提示了在对共病的预防和管理中要关注目标个体的社交关系状况。例如,对社交关系较差的个体应帮助其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网络,鼓励主动参与社交活动,密切关注心理健康,疏导潜在的孤立、受挫等负面情绪。

  然而,本研究仅针对女性,且对社交关系满意度的收集较为主观,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未来的研究需要纳入男性群体,并关注社会关系多个维度,如定性维度、结果维度和功能维度,以系统全面地评估社交关系与共病的关系,增加该结论的可推广性。另外,个体社交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交关系的变化情况对共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尚未得到深入研究。

  研究论文简介

  这项研究在超过7500例女性中评估了社交关系满意度是否与共病(涉及11种具体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关。研究纳入了1996年时年龄在45岁~50岁之间的7694例澳大利亚女性(1946年~1951年队列),这些女性在参加研究时没有11种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哮喘、骨质疏松症、关节炎、癌症、抑郁和焦虑)。研究者大约每3年评估一次她们的社交关系满意度,包括伴侣、家庭成员、朋友、工作和社交活动5种类型,每项类型评分从0分(非常不满意)到3分(非常满意)不等,加和后计总分(范围:≤5分~15分)。

  20多年来,有4844例(58.3%)女性发展为身患多种慢病。患多种慢病的女性普遍教育水平更低、经济状况不佳、超重或肥胖、身体活动水平低、吸烟和手术绝经。

  总体而言,在经年龄校正、调查期校正以及完全校正的模型中,社交关系满意度评分与共病之间呈剂量-反应关系。与社交关系满意度最高(15分,对所有关系类型都“非常满意”)的女性相比,其他女性(评分低于14分)累积多种慢病的几率更高(P<0.05)。特别是,在完全校正模型中,社交关系满意度最低(评分≤5)的女性累积多种慢病的风险最高(OR=2.35,95% CI:1.94~2.83),相比社交关系最美满的女性,风险翻了一倍多。这种关联的强度与公认的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即超重和肥胖、缺乏身体活动、吸烟和饮酒)相当。

  ▲在经年龄校正和调查期校正以及完全校正的模型中,总体社交关系满意度评分与多种慢病累积之间呈剂量-反应关系(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针对每种社交关系类型与共病的独立关联分析,均观察到类似的结果。就每一种社交关系而言,与非常满意的女性相比,非常不满意的女性发展为共病的风险都大约高出两倍。当考虑到所有社交关系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将其纳入同一个模型中时,单独一种社交关系与共病的关联程度有所减弱,但仍然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除友谊之外)。

  其他风险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健康行为和更年期状况)只部分解释了总体社交关系满意度与共病之间的相关性(22.72%)。

  总的来说,社交关系满意度与多种慢性疾病的累积有关。社交关系应被视为慢性疾病预防和干预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徐小林研究员

流行病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双聘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PLoS Medicine, Ageing Research Reviews, Human Re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等杂志上共发表50余篇论文。为10余种SCI期刊(如Lancet Public Health, PLoS Medicine, Bulletin of WHO)、基金(如英国MRC)、会议(如澳洲流行病学年会AEA)审稿。

  参考资料

  [1] Xiaolin Xu, et al., (2023), Social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hronic conditions and multimorbidity: a national cohort of Australian women. General psychiatry, doi:10.1136/gpsych-2022-100925.